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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AI MEI LIN

 徐子雄抽象繪畫淺析

Analysis of Chui Tze Hung’s Abstract Paintings

(in Chinese only)

DR LAI MEI LIN

Analysis of Chui Tze Hung’s Abstract Paintings

(in Chinese only)

 徐子雄抽象繪畫淺析

徐子雄是香港畫壇的長春樹,由上世紀 70 年代至今創作不輟,他的名字每每教人回想到上世紀下半葉於香港興起的「新水墨畫運動」。呂壽琨 (1919-1975) 為此運動的倡導者,致力改革中國傳統國畫,欲借用水墨畫之名將國畫現代化並普及至全世界,使水墨畫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繪畫類別。呂氏一生念茲在茲的乃是要復興中國古代繪畫中以 “創新為本” 的藝術傳統,此即他奉之為圭臬的 “畫道”。自 60 年代末開始,呂氏便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舉辦不同的水墨畫課程,在他的鼓勵下,部分學員分別於 1968年及 1970 年創立了「元道畫會」 和「一畫會」,兩會瞬間成為協助他推廣新水墨畫創作的支柱。徐子雄自 1969 年便隨呂氏在中大校外部習畫,先後加入了「元道畫會」 和「一畫會」,並曾任「一畫會」的第二屆會長。之前徐氏曾有三年多的時間報讀了由中國書院舉辦之晚間文憑課程,研習中國文學及中國繪畫;中國書院關閉後,他便轉到德明書院花了約一年時間完成餘下課程。1 這階段的學習使徐氏培養了對中國文化的感情和打下了基本的國畫技法基礎。「新水墨畫運動」的聲勢隨着呂氏於 1975 年的離世及其他種種原因,到了 80、90 年代之交已不復再,然此運動迄今仍是香港唯一植根本土且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藝術運動,其興起一直被官方和學界視為香港現代藝術的開端。

作為 「新水墨畫運動」 其中一名重要推手,徐子雄十分贊同其師呂壽琨的主張,強調藝術貴乎創作,認為沒有創造力的作品談不上為藝術。相對此運動的一些核心成員來說,徐氏的創作成就似乎較少被詳加論述,箇中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徐氏曾長期在香港的報章雜誌撰寫藝術評論文章,由於本地藝評人才寥寥,其藝評人角色自然獲得較多關注,以至掩蓋了他作為藝術家的身份;其二是徐氏生性逍遙,行事作風低調,常往來的更多是文學界和演藝界的朋友,近年又因年事已高不大主動參與當代藝壇活動,其創作因而較少出現於近年本地學者的評論。事實上,徐氏自踏上藝途之初便摸索出其中西合璧的創作路向,早於 70 年代已嘗試將傳統國畫媒材混合西方顏料包括水彩和塑膠彩來創作,《壇》(1970)(圖一) 即為一例。據徐氏憶述,他創作此畫的誘因來自其位於太子道居所附近的聖德肋撒堂。因為喜歡這所哥德式的建築物,徐氏常入內參觀,每回坐下來的時候,都會被從兩側彩繪玻璃窗投進來的五彩繽紛光線所吸引,遂引發了他將這光線以視覺形式表現出來的意欲。《壇》明顯有着西方幾何抽象藝術,特別是硬邊繪畫的影子,畫面由大大小小的正方和長方形格子組成,除了中央兩格留空外,餘下的格子均繪有鮮明的顏色和施以繁複的墨痕線條,構圖層層疊疊,賞心悅目。《藍韻》(1972) (圖二) 及《夏山》(1975) (圖三) 同樣顯示出西方現代繪畫對徐氏的影響。跟《壇》一樣,這兩幅早年作品都是以水墨混合水彩和塑膠彩而成,色調以藍、黃為主,造型為經幾何化後的自然景色,畫中的色塊教人聯想到西方色彩大師約瑟・阿爾伯斯 (Josef Albers, 1888-1976) 的正方形硬邊抽象繪畫。徐氏將阿爾伯斯的正方形變更為一個三硬邊接一破邊的圖式,並運用暈染、拼貼及潑彩之法,將此自創圖式和諧地融合至整個畫面的色調中。徐氏除了受硬邊繪畫之影響外,亦曾深受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有一段時間醉心於西畫創作,後經呂壽琨的引導才回過頭來鑽研水墨畫。《網》(1975)(圖四) 為徐氏受抽象表現主義啟發而創作的一件彩墨作品,構圖由三個直立式的長方形組成,色調依舊以黃、藍二色為主,畫面佈滿了無數濃淡有異、疏密有致的潑濺墨痕,如畫題所暗示般覆蓋了整件作品。《網》的造型和富有表現力的筆觸明顯帶有抽象表現主義繪畫,尤其是杰克遜・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1912-1956) 之行動繪畫的痕跡。從以上四個例子可見徐氏早期的抽象作品無論在構圖、筆墨、用色等方面都跟傳統水墨畫相去甚遠,彰顯他從事創作那一刻起便抱著甚為開放的態度去試驗中西畫的融合,為探索新水墨畫另闢蹊徑。

圖二 徐子雄《藍韻》1972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91.5 × 152.4厘米
圖一 徐子雄《壇》197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185 x 96厘米
圖三 徐子雄《夏山》1975 膠彩紙本 92 x 184厘米
圖四 徐子雄《網》1975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62 x 50厘米

是次「隨緣自在‧徐子雄藝術展」由王純杰和楊國芬合作策劃。王純杰將徐氏歷年作品仔細梳理並歸納為三大類別展出,分別名為 “現代山水” 、 “潑彩抽象” 和 “彩墨書法”。第一部分的 “現代山水” 涵蓋徐氏自 70 年代以降創作的新派具象山水作品,主題包括有山石、海浪、岸邊小景、雲海遠山,以及局部山川景色。第二部分的 “潑彩抽象” 亦首見於徐氏 70 年代的創作,上述的《藍韻》和《網》可歸入這個類別,下文筆者將就徐氏的抽象繪畫再加以分析。至於第三部分的 “彩墨書法” 展示了徐氏過去 30 多年將文字與線條結合的書法作品,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那些利用草書字體之可塑性來創作的書畫合一的作品。以上三大類別的作品,當以 “潑彩抽象” 最具個人辨識度。若說徐氏的現代山水會令人想及一些新水墨畫家如王無邪 (1936-)、潘振華 (1936-) 等人的作品,他的彩墨書法又跟呂壽琨幾位專志書法的門生如葉愷 (1932-2023)、翟士堯 (1935-2009) 等人晚年的作品有若干相似的地方,那麼其筆下的潑彩抽象作品無疑是最西化、最別樹一幟,明顯獨立於其他新水墨畫家的創作之外。徐氏在過去數十年如何孜孜不倦地深化和豐富這些作品的內容和表現方式,值得探討。

徐子雄在香港這個中西薈萃的小島出生和成長,接受英國殖民地教育,中西文化的碰撞對他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在面對中西繪畫或傳統與現代觀念角力的時候,他並沒有如其師呂壽琨或一些前輩國畫家般感受到來自傳統的沉重壓力,反之能抱著一顆平常心去探索現代國畫的表現,借鑒西畫的風格和理念去創造新的意象。徐氏接觸西方藝術由來已久,早於 60 年代便曾修習水彩、速寫、油畫、雕塑、版畫及攝影。1956 年至 1987 年徐氏先後在美國領事館的圖書館及展覽部工作,期間曾閲覽大量西方藝術書籍和雜誌,又與不少海內外藝術家作過接觸、交流。徐氏亦曾藉獲派往美國受訓的機會參觀多間博物館,親眼欣賞到許多現代繪畫大師的作品,包括前述的約瑟・阿爾巴斯,還有莫里斯・路易斯 (Morris Louis, 1912-1962) 、弗朗茲・克萊恩 (Franz Kline, 1910-1962) 、積斯柏・莊士 (Jasper Johns, 1930-) 及馬克・托比 (Mark Tobey, 1890-1976)等人的作品,這些大師的創作思想和表現手段大大提升了他對藝術的領悟力和洞察力。 1988 年,徐氏辭去日間工作成為全職畫家,同年獲美國政府藝術基金會頒發獎學金,以研究員的身份到美國芝加哥一所藝術園地進行創作,稍後又得美國政府邀請以國際嘉賓的名義往美國 20 多個城市作考察及文化交流。徐氏這些工作經驗和文化遊歷均有助於拓寛其藝術視野,教他領悟到創作實在沒有甚麼界限可言,藝術家大可擺脫傳統羈絆,按一己心性自由地發展其藝術事業。

徐子雄在渡過了探索新表現、新材質的 70 年代後,迎來的是注重內涵與精神境界的新階段。2019 年徐氏舉辦了一次個人展覽,為此寫了一篇短文,他在文中道出其創作源於生活,並大致從以下三方面出發:一) 從體驗出發——將旅途中所見、所感化為山色光雲幻變;二) 從觀照出發——將凝視、沉思,以文字為題作畫,呈現旅行中的知感;及三) 從象徵出發——透過幾何抽象、強烈色彩表現內心的感應力,表現生命感的玩味。2 回顧徐氏過去的抽象作品,我們可見這三個出發點實交錯地貫穿他整個創作生涯。徐氏創作抽象作品的其中一個顯著特色,為不斷把換畫面的構成元素,在正方形、長方形、矩形或圓形等圖式之間來回切換,同時調動各種顏色和線條筆觸來加以襯托, 《綠緣》(1991)(圖五) 及《升日》(2015)(圖六) 可作範例。在創作潑彩抽象作品時,徐氏亦往往透過變換其軟硬邊矩形或長方形圖式,並結合不同顏色、線條和筆觸來建構作品,例子包括有《紅花》(2001) (圖七) 、《鬥豔》(2012)(圖八) 及《清晨》(2022)(圖九)。在一些作品中,徐氏會以邊線將畫面分割成數塊色面,再配合暈染、揉紙漬色,以及大筆揮灑濺撥等方法來描摹抽象化後的自然美景,《春雨》(1972)(圖十) 及《爭放》(1994) (圖十一) 正屬此類作品,前者叫人聯想到春雨的不同形態和在不同光線下映照出來的色彩,後者則使人想像到山花爛漫的景致。在另一些作品中,徐氏又會置入具象元素,譬如奔流的瀑布 (圖十二) 或斜陽夕照下的山巒 (圖十三) 等景像,甚或寫上相關書法文字 (圖十四) 來豐富作品的構圖和涵義,突顯畫中的山水意味。這些具象與意象並置及加上文字元素的作品,可謂是徐氏集其所有畫風大成之作,可視為半具象半抽象的作品。

圖五 徐子雄《綠緣》1991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95 x 123厘米
圖六 徐子雄《升日》2015 膠彩紙本 96 x 100厘米
圖七 徐子雄《紅花》2001 膠彩紙本 96 x 186厘米
圖八 徐子雄《鬥艷》2012 膠彩紙本 96 x 148厘米
圖九 徐子雄《清晨》2022 混合顏料紙本 62 x 125厘米
圖十 徐子雄《春雨》1972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150 x 90厘米
圖十一 徐子雄《爭放》1994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90 x 180厘米
圖十二 徐子雄《無題》1991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90 x 110厘米
圖十三 徐子雄《境之合與變》2018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68 x 76厘米
圖十四 徐子雄《爭峰》199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120 x 90厘米

在徐子雄眾多彩墨作品中,可稱之為純抽象的作品不少都跟  “雨”  這個主題有關, 包括有《雨中行7》(2010) (圖十五)  、《驟雨》(2020) (圖十六)  及《半開》(2023) (圖十七)。這些作品在運墨用色方面都予人酣暢淋漓的感覺,畫面呈現的視覺效果跟主題相呼應。其中有些作品更完全摒棄了水墨和邊線,構圖遂被打開,畫面元素被降至最低,色彩成為畫中唯一主角。畫家藉由色來構成點、線、面,再將三者通過不同方式的組合來營造畫面的節奏和感覺,引發觀者的想像力來解讀作品。徐氏創作這類作品的靈感有時可能源自他乘巴士途中所看到的情景,有時又或源於他在雨中漫步時的親身體驗。他將目之所見和身之所感寄存於記憶,然後將記憶中的印象進行簡化、分解、變形和重組,搬到畫紙上便化為模糊的意象。可徐氏的抽象作品並非所有都源於自然界的山山水水,當中亦有些是受到現實生活中的東西所觸發而成。《雨中行》(2010)  (圖十八)  便源於一個下雨天,畫家在巴塞隆拿菜市場閒逛受眼前之絢麗紅花所吸引而興起創作念頭的。《爽》 (2010) (圖十九)  和《洗染》(2023) (圖二十)  的創作意念同樣來自生活。《爽》是一件趣味盎然的作品,畫中雜糅了紅、黃、藍、綠四種悸動的色彩及斑斑駁駁的線條,作品的英文標題 Salad Flavor 提示了畫家的構思源自港人愛吃的青菜沙律。至於《洗染》的創作靈感則來自畫家在新界旅行時見到的一對門神年畫,爾時該對年畫因久經風雨洗禮,早已破爛不堪。《洗染》由大量飽滿的墨染筆觸及少許藍、赤色組合而成,畫面像流淌著許多長短粗幼不一,斜斜歪歪的白色線條。在徐氏筆下,中國民間傳統的節慶年畫便這樣被轉化為一幅恍若破壁掛著雨痕,或殘碑被雨打的意象作品。

圖十五 徐子雄《雨中行 7》201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72 x 62厘米
圖十六 徐子雄《驟雨》202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76 x 90厘米
圖十七 徐子雄《半開》202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51 x 90厘米
圖十八 徐子雄《雨中行》2010 膠彩紙本 80 x 67厘米
圖十九 徐子雄《爽》2010 膠彩紙本 83 x 72厘米
圖二十 徐子雄《洗染》2023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62 x 88厘米

總的來說,徐子雄的抽象繪畫可被視為他在人生不同階段的不同感受、情緒與視點的彩墨篇章,從中可拼湊出他的生活印記。徐氏很早便認識到香港需要建立自身的文化面貌來建構文化認同,作為「新水墨畫運動」的一員,他的方法是 “扎根香港,面向世界”。33 半個世紀以來,徐氏一直放懷遊走於中西藝術,沒有顧慮、沒有掣肘。他的抽象或半抽象繪畫是他記憶想像力重組及遣情寫趣的成品。這些作品大多明亮悅目,筆墨揮灑自如,畫面富層次美感和表現力,洋溢抒情氣息,折射出作者本人隨緣自在的人生態度和細膩的生活感受。在芸芸推動「新水墨畫運動」的成員中,徐子雄可謂是其中少數幾位在運色方面最得心應手的畫家,他的抽象作品突破了傳統水墨畫的框框,為新水墨畫開啟了一扇獨特的色彩大門。徐氏的作品一方面透過自然意象與傳統保持某種延續性,另一方面又從西方現代抽象繪畫萃取豐富的色彩及圖式,成功打造了一個中西融通的創作路向,讓作者創出極具個人面目的造型世界。

黎美蓮 |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

註腳
1. 參見羅冠聰:〈管他紅塵滾滾〉,《商報》,1996 年 7 月 10 日。 
2. 原文可參見徐子雄:〈且自逍遙——東西無定止〉,《且自逍遙——東西無定止》,巡迴展特刊 (香港:石門畫堂,2014) ,無頁碼。 
3. 參見徐子雄:〈一切即一,去來自由五十秋〉,《遊藝五十年——徐子雄前瞻展》,展覽場刊 (廣州:廣東畫院美術館,2010 年),無頁碼。 

徐子雄是香港畫壇的長春樹,由上世紀 70 年代至今創作不輟,他的名字每每教人回想到上世紀下半葉於香港興起的「新水墨畫運動」。呂壽琨 (1919-1975) 為此運動的倡導者,致力改革中國傳統國畫,欲借用水墨畫之名將國畫現代化並普及至全世界,使水墨畫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繪畫類別。呂氏一生念茲在茲的乃是要復興中國古代繪畫中以 “創新為本” 的藝術傳統,此即他奉之為圭臬的 “畫道”。自 60 年代末開始,呂氏便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舉辦不同的水墨畫課程,在他的鼓勵下,部分學員分別於 1968年及 1970 年創立了「元道畫會」 和「一畫會」,兩會瞬間成為協助他推廣新水墨畫創作的支柱。徐子雄自 1969 年便隨呂氏在中大校外部習畫,先後加入了「元道畫會」 和「一畫會」,並曾任「一畫會」的第二屆會長。之前徐氏曾有三年多的時間報讀了由中國書院舉辦之晚間文憑課程,研習中國文學及中國繪畫;中國書院關閉後,他便轉到德明書院花了約一年時間完成餘下課程。1 這階段的學習使徐氏培養了對中國文化的感情和打下了基本的國畫技法基礎。「新水墨畫運動」的聲勢隨着呂氏於 1975 年的離世及其他種種原因,到了 80、90 年代之交已不復再,然此運動迄今仍是香港唯一植根本土且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藝術運動,其興起一直被官方和學界視為香港現代藝術的開端。

圖一 徐子雄《壇》197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185 x 96厘米
圖二 徐子雄《藍韻》1972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91.5 × 152.4厘米
圖三 徐子雄《夏山》1975 膠彩紙本 92 x 184厘米
圖四 徐子雄《網》1975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62 x 50厘米

作為 「新水墨畫運動」 其中一名重要推手,徐子雄十分贊同其師呂壽琨的主張,強調藝術貴乎創作,認為沒有創造力的作品談不上為藝術。相對此運動的一些核心成員來說,徐氏的創作成就似乎較少被詳加論述,箇中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徐氏曾長期在香港的報章雜誌撰寫藝術評論文章,由於本地藝評人才寥寥,其藝評人角色自然獲得較多關注,以至掩蓋了他作為藝術家的身份;其二是徐氏生性逍遙,行事作風低調,常往來的更多是文學界和演藝界的朋友,近年又因年事已高不大主動參與當代藝壇活動,其創作因而較少出現於近年本地學者的評論。事實上,徐氏自踏上藝途之初便摸索出其中西合璧的創作路向,早於 70 年代已嘗試將傳統國畫媒材混合西方顏料包括水彩和塑膠彩來創作,《壇》(1970)(圖一) 即為一例。據徐氏憶述,他創作此畫的誘因來自其位於太子道居所附近的聖德肋撒堂。因為喜歡這所哥德式的建築物,徐氏常入內參觀,每回坐下來的時候,都會被從兩側彩繪玻璃窗投進來的五彩繽紛光線所吸引,遂引發了他將這光線以視覺形式表現出來的意欲。《壇》明顯有着西方幾何抽象藝術,特別是硬邊繪畫的影子,畫面由大大小小的正方和長方形格子組成,除了中央兩格留空外,餘下的格子均繪有鮮明的顏色和施以繁複的墨痕線條,構圖層層疊疊,賞心悅目。《藍韻》(1972) (圖二) 及《夏山》(1975) (圖三) 同樣顯示出西方現代繪畫對徐氏的影響。跟《壇》一樣,這兩幅早年作品都是以水墨混合水彩和塑膠彩而成,色調以藍、黃為主,造型為經幾何化後的自然景色,畫中的色塊教人聯想到西方色彩大師約瑟・阿爾伯斯 (Josef Albers, 1888-1976) 的正方形硬邊抽象繪畫。徐氏將阿爾伯斯的正方形變更為一個三硬邊接一破邊的圖式,並運用暈染、拼貼及潑彩之法,將此自創圖式和諧地融合至整個畫面的色調中。徐氏除了受硬邊繪畫之影響外,亦曾深受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有一段時間醉心於西畫創作,後經呂壽琨的引導才回過頭來鑽研水墨畫。《網》(1975)(圖四) 為徐氏受抽象表現主義啟發而創作的一件彩墨作品,構圖由三個直立式的長方形組成,色調依舊以黃、藍二色為主,畫面佈滿了無數濃淡有異、疏密有致的潑濺墨痕,如畫題所暗示般覆蓋了整件作品。《網》的造型和富有表現力的筆觸明顯帶有抽象表現主義繪畫,尤其是杰克遜・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1912-1956) 之行動繪畫的痕跡。從以上四個例子可見徐氏早期的抽象作品無論在構圖、筆墨、用色等方面都跟傳統水墨畫相去甚遠,彰顯他從事創作那一刻起便抱著甚為開放的態度去試驗中西畫的融合,為探索新水墨畫另闢蹊徑。

是次「隨緣自在‧徐子雄藝術展」由王純杰和楊國芬合作策劃。王純杰將徐氏歷年作品仔細梳理並歸納為三大類別展出,分別名為 “現代山水” 、 “潑彩抽象” 和 “彩墨書法”。第一部分的 “現代山水” 涵蓋徐氏自 70 年代以降創作的新派具象山水作品,主題包括有山石、海浪、岸邊小景、雲海遠山,以及局部山川景色。第二部分的 “潑彩抽象” 亦首見於徐氏 70 年代的創作,上述的《藍韻》和《網》可歸入這個類別,下文筆者將就徐氏的抽象繪畫再加以分析。至於第三部分的 “彩墨書法” 展示了徐氏過去 30 多年將文字與線條結合的書法作品,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那些利用草書字體之可塑性來創作的書畫合一的作品。以上三大類別的作品,當以 “潑彩抽象” 最具個人辨識度。若說徐氏的現代山水會令人想及一些新水墨畫家如王無邪 (1936-)、潘振華 (1936-) 等人的作品,他的彩墨書法又跟呂壽琨幾位專志書法的門生如葉愷 (1932-2023)、翟士堯 (1935-2009) 等人晚年的作品有若干相似的地方,那麼其筆下的潑彩抽象作品無疑是最西化、最別樹一幟,明顯獨立於其他新水墨畫家的創作之外。徐氏在過去數十年如何孜孜不倦地深化和豐富這些作品的內容和表現方式,值得探討。

徐子雄在香港這個中西薈萃的小島出生和成長,接受英國殖民地教育,中西文化的碰撞對他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在面對中西繪畫或傳統與現代觀念角力的時候,他並沒有如其師呂壽琨或一些前輩國畫家般感受到來自傳統的沉重壓力,反之能抱著一顆平常心去探索現代國畫的表現,借鑒西畫的風格和理念去創造新的意象。徐氏接觸西方藝術由來已久,早於 60 年代便曾修習水彩、速寫、油畫、雕塑、版畫及攝影。1956 年至 1987 年徐氏先後在美國領事館的圖書館及展覽部工作,期間曾閲覽大量西方藝術書籍和雜誌,又與不少海內外藝術家作過接觸、交流。徐氏亦曾藉獲派往美國受訓的機會參觀多間博物館,親眼欣賞到許多現代繪畫大師的作品,包括前述的約瑟・阿爾巴斯,還有莫里斯・路易斯 (Morris Louis, 1912-1962) 、弗朗茲・克萊恩 (Franz Kline, 1910-1962) 、積斯柏・莊士 (Jasper Johns, 1930-) 及馬克・托比 (Mark Tobey, 1890-1976)等人的作品,這些大師的創作思想和表現手段大大提升了他對藝術的領悟力和洞察力。 1988 年,徐氏辭去日間工作成為全職畫家,同年獲美國政府藝術基金會頒發獎學金,以研究員的身份到美國芝加哥一所藝術園地進行創作,稍後又得美國政府邀請以國際嘉賓的名義往美國 20 多個城市作考察及文化交流。徐氏這些工作經驗和文化遊歷均有助於拓寛其藝術視野,教他領悟到創作實在沒有甚麼界限可言,藝術家大可擺脫傳統羈絆,按一己心性自由地發展其藝術事業。

圖五 徐子雄《綠緣》1991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95 x 123厘米
圖六 徐子雄《升日》2015 膠彩紙本 96 x 100厘米
圖七 徐子雄《紅花》2001 膠彩紙本 96 x 186厘米
圖八 徐子雄《鬥艷》2012 膠彩紙本 96 x 148厘米
圖九 徐子雄《清晨》2022 混合顏料紙本 62 x 125厘米
圖十 徐子雄《春雨》1972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150 x 90厘米
圖十一 徐子雄《爭放》1994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90 x 180厘米
圖十二 徐子雄《無題》1991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90 x 110厘米
圖十三 徐子雄《境之合與變》2018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68 x 76厘米
圖十四 徐子雄《爭峰》199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120 x 90厘米

徐子雄在渡過了探索新表現、新材質的 70 年代後,迎來的是注重內涵與精神境界的新階段。2019 年徐氏舉辦了一次個人展覽,為此寫了一篇短文,他在文中道出其創作源於生活,並大致從以下三方面出發:一) 從體驗出發——將旅途中所見、所感化為山色光雲幻變;二) 從觀照出發——將凝視、沉思,以文字為題作畫,呈現旅行中的知感;及三) 從象徵出發——透過幾何抽象、強烈色彩表現內心的感應力,表現生命感的玩味。2 回顧徐氏過去的抽象作品,我們可見這三個出發點實交錯地貫穿他整個創作生涯。徐氏創作抽象作品的其中一個顯著特色,為不斷把換畫面的構成元素,在正方形、長方形、矩形或圓形等圖式之間來回切換,同時調動各種顏色和線條筆觸來加以襯托, 《綠緣》(1991)(圖五) 及《升日》(2015)(圖六) 可作範例。在創作潑彩抽象作品時,徐氏亦往往透過變換其軟硬邊矩形或長方形圖式,並結合不同顏色、線條和筆觸來建構作品,例子包括有《紅花》(2001) (圖七) 、《鬥豔》(2012)(圖八) 及《清晨》(2022)(圖九)。在一些作品中,徐氏會以邊線將畫面分割成數塊色面,再配合暈染、揉紙漬色,以及大筆揮灑濺撥等方法來描摹抽象化後的自然美景,《春雨》(1972)(圖十) 及《爭放》(1994) (圖十一) 正屬此類作品,前者叫人聯想到春雨的不同形態和在不同光線下映照出來的色彩,後者則使人想像到山花爛漫的景致。在另一些作品中,徐氏又會置入具象元素,譬如奔流的瀑布 (圖十二) 或斜陽夕照下的山巒 (圖十三) 等景像,甚或寫上相關書法文字 (圖十四) 來豐富作品的構圖和涵義,突顯畫中的山水意味。這些具象與意象並置及加上文字元素的作品,可謂是徐氏集其所有畫風大成之作,可視為半具象半抽象的作品。

在徐子雄眾多彩墨作品中,可稱之為純抽象的作品不少都跟  “雨”  這個主題有關, 包括有《雨中行7》(2010) (圖十五)  、《驟雨》(2020) (圖十六)  及《半開》(2023) (圖十七)。這些作品在運墨用色方面都予人酣暢淋漓的感覺,畫面呈現的視覺效果跟主題相呼應。其中有些作品更完全摒棄了水墨和邊線,構圖遂被打開,畫面元素被降至最低,色彩成為畫中唯一主角。畫家藉由色來構成點、線、面,再將三者通過不同方式的組合來營造畫面的節奏和感覺,引發觀者的想像力來解讀作品。徐氏創作這類作品的靈感有時可能源自他乘巴士途中所看到的情景,有時又或源於他在雨中漫步時的親身體驗。他將目之所見和身之所感寄存於記憶,然後將記憶中的印象進行簡化、分解、變形和重組,搬到畫紙上便化為模糊的意象。可徐氏的抽象作品並非所有都源於自然界的山山水水,當中亦有些是受到現實生活中的東西所觸發而成。《雨中行》(2010)  (圖十八)  便源於一個下雨天,畫家在巴塞隆拿菜市場閒逛受眼前之絢麗紅花所吸引而興起創作念頭的。《爽》 (2010) (圖十九)  和《洗染》(2023) (圖二十)  的創作意念同樣來自生活。《爽》是一件趣味盎然的作品,畫中雜糅了紅、黃、藍、綠四種悸動的色彩及斑斑駁駁的線條,作品的英文標題 Salad Flavor 提示了畫家的構思源自港人愛吃的青菜沙律。至於《洗染》的創作靈感則來自畫家在新界旅行時見到的一對門神年畫,爾時該對年畫因久經風雨洗禮,早已破爛不堪。《洗染》由大量飽滿的墨染筆觸及少許藍、赤色組合而成,畫面像流淌著許多長短粗幼不一,斜斜歪歪的白色線條。在徐氏筆下,中國民間傳統的節慶年畫便這樣被轉化為一幅恍若破壁掛著雨痕,或殘碑被雨打的意象作品。

圖十五 徐子雄《雨中行 7》201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72 x 62厘米
圖十六 徐子雄《驟雨》202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76 x 90厘米
圖十七 徐子雄《半開》2020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51 x 90厘米
圖十八 徐子雄《雨中行》2010 膠彩紙本 80 x 67厘米
圖十九 徐子雄《爽》2010 膠彩紙本 83 x 72厘米
圖二十 徐子雄《洗染》2023 水墨及混合顏料紙本 62 x 88厘米

總的來說,徐子雄的抽象繪畫可被視為他在人生不同階段的不同感受、情緒與視點的彩墨篇章,從中可拼湊出他的生活印記。徐氏很早便認識到香港需要建立自身的文化面貌來建構文化認同,作為「新水墨畫運動」的一員,他的方法是 “扎根香港,面向世界”。33 半個世紀以來,徐氏一直放懷遊走於中西藝術,沒有顧慮、沒有掣肘。他的抽象或半抽象繪畫是他記憶想像力重組及遣情寫趣的成品。這些作品大多明亮悅目,筆墨揮灑自如,畫面富層次美感和表現力,洋溢抒情氣息,折射出作者本人隨緣自在的人生態度和細膩的生活感受。在芸芸推動「新水墨畫運動」的成員中,徐子雄可謂是其中少數幾位在運色方面最得心應手的畫家,他的抽象作品突破了傳統水墨畫的框框,為新水墨畫開啟了一扇獨特的色彩大門。徐氏的作品一方面透過自然意象與傳統保持某種延續性,另一方面又從西方現代抽象繪畫萃取豐富的色彩及圖式,成功打造了一個中西融通的創作路向,讓作者創出極具個人面目的造型世界。

黎美蓮 |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講師

Chui Tze Hung | Touchstone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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